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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讲了5条意见的高尚全,谈重要改革历程

更新时间:2019-11-21 21:47:03点击:4544

从9月23日起,《政治事务》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了一系列采访报道,采访了在文化、法治、经济、改革、反腐等领域目睹重大事件的人们,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在今天似乎非常普遍,但在30多年前仍然是一个受限制的领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但整体城市改革仍遵循计划体制,存在严重弊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领导小组,55岁的高尚全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在修改文件时,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要提到“商品经济”?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不能提。我们怎么能提到商品经济呢?如果我们提到商品经济,那不是资本主义吗?

高尚全认为应该提到商品经济,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建议先后被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批准,并最终写入全会决定。

高尚全生于1929年,自1985年5月起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经济改革学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和世界银行高级顾问。他参加了六次重要中央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包括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他对“企业自主”、“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的建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改革理论的发展。

今年9月10日,高尚全刚刚过完他的90岁生日。

“虽然现在已经是老年了,但改革仍然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每个工作日的早上,我都会去中国经济改革学会的办公室思考改革,并写下改革的内容。”最近,高尚全在接受《政治事务》独家采访时说。

高尚全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建立官方财产公示制度,中央政府对此予以肯定和指示。他说,“我认为这个领域的现行制度可以足够有信心。领导干部从财产申报向财产公开升级是必然趋势。”

关于即将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高尚全认为,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时机。

新中国70年

70年的经济建设虽然曲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政治事务:1956年,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企业必须有一定自主权”的研究报告,从此你就与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你如何评价新中国在过去70年的经济成就?

高尚全:我于1952年大学毕业。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人才。我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机械工业局开始经济工作。1956年,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研究室写了一篇关于“企业必须有一定自主权”的研究报告。这是我当时对经济工作思考的结果。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实际上表明了当时存在着改革的愿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近466亿元,人均年收入只有69.29元。7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000元。事实证明,70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但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取得了显著成就,祖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过程

"邓小平同志说他已经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政治事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你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最终被中央接受。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你如何评价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转化为全党的共识?

高尚全: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进行系统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十二大报告提出,允许一些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受计划约束地由市场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却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虽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市场只是一种补充,但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市场”。强制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首次提出,打破了传统规划体系的空白,为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特别是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改善,经济工作的重心逐渐从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针对改革进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指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和范围进一步加快。整个改革形势正在酝酿战略突破。

1984年4月27日,中央任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杨启贤、顾齐家为起草小组成员。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有争议的问题是文件中是否要提到商品经济?有些人认为,不能提。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说是商品经济?如果我们提到商品经济,那不是资本主义吗?在我看来,应该提到商品经济。然而,我的观点在起草小组中失败了。我和佟大林同志讨论过,我说:“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我希望以重组研究所的名义举办一个研讨会,讨论文件中是否应该提到商品经济。”童大林同志赞成。

八月底,我们邀请了近20人在西苑酒店举办研讨会。会上,大家意见一致,一致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阶段。9月7日,我向中央政府报告了研讨会的意见,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的主要观点是,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应该明确提出来。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总理指示:“请咨询起草小组。”他补充说:“马霍同志也有这个意见。”马洪同志组织了几个学者对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发表了意见。在各方的努力下,《决定》写了“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是主要因素,市场调节是补充因素”,这一点没有提到。

10月20日,在《决定》通过的那天,邓小平同志说:“我的印象是,我写了一份政治经济学初稿,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我有这样一个评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文件中写“商品经济”并不容易。但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里程碑式成就。

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中的“劳动力市场”写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过了。我鼓起勇气举起手,说出了五个理由。”

政治事务: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当时,你强烈主张将“劳动力市场”纳入报告。为什么?

高尚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不容易,是一个重大突破。我负责起草该决定的市场体系部分。解放后,资本没有被提到,更不用说资本市场了,只有资本。资本应该如何使用以及为什么使用?提到资本似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避开资本一词,也避开资本市场。1985年,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一伟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如何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问题”的文章。主要观点是:第一,资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如何通过资本运营将国有资本转化为国有资本,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案中,只提出了“劳动就业市场”,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些人说劳动力市场不能被提及。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到劳动力和就业市场。我说过这不可能。必须提到劳动力市场。我们需要在全国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如何建立?但是起草小组还是失败了。因此,《决定》的修订版仍然是“劳动就业市场”。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修改后的决定,温家宝主席作了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期间,个别政治局委员出席了会议。起草小组组长及其下属小组组长也出席了会议。作为市场体系的组长,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

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问题,我不能在会上发言,但当时我不能退缩,因为如果我不站起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不会出来。原稿上肯定是“劳动就业市场”。因此,我鼓起勇气举手发表了演讲。12345年,我一下子给出了五个理由。

第一,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市场,而不是劳动力本身。在过去,为什么做茶叶蛋的收入和做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就没有市场可以评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和贡献。他们的收入应该不同,只能通过劳动力市场反映出来。

第二,劳动力市场概念的确立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需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市场体系。没有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就无法建立。

第三,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客观事实。

第四,就业压力如此之大,依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以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第五,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所有权。有了劳动力市场,工人可以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的地位。我还说李光耀对我们在中国的改革持积极态度,但其中一个人说你们的汽车司机态度不好。

为什么?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是车里的仆人,主人怎么能为仆人服务呢?在我发表了五点意见之后,秘书长问你这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被社会接受。我说,只要中央政府提出来,肯定是可以接受的。会后温家宝来找我。他说你会把材料给我,我会把它们转交给秘书长。总书记看完指示后说:“请向常委会同志索取复印件。”常委会没有意见,因此劳动力市场被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论“人权”

"中国的人权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政治事务:1997年,当你参与起草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时,你提议必须包括“自由和人权”。你认为中国目前的自由和人权状况如何?

高尚全:1997年,当我参与起草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时,我负责所有权部分。有些同志负责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起草小组可以互相提出建议。我看到这部分没有自由或人权。为什么不呢?他们回答说没有地方。我说我不相信,所以我在起草小组会议上建议必须包括“自由”和“人权”。当时给出了三个理由:

首先,我们都想一想,问自己,你想自由吗?你想要人权吗?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说谎,我们都想要人权和自由。说谎是另一回事。

其次,《宪法》规定,应该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你为什么不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说?

第三,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我们不应该回避他们。人民要继续追随共产党,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高举这面旗帜。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的温家宝同志的批准。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写道,“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

后来,“人权”都写进了宪法。我认为,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中国的人权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当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特别是要依法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和人格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政治事务: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你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项建议”。你提出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人心、民生和民意。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并给予了指示。为什么你认为“三民主义”的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牢固的?如何保证“三个人”?

高尚全: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的比重,而在于三个“人”:人民、人民和人民。人心是核心问题,“赢得人心就赢得世界”,古今中外都体现了这一点。为了赢得民心,必须解决民生问题,让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了赢得人民的民心,必须尊重民意,使人民有发言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尊严。

论反腐败

"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和监督,权力必须被锁在系统的笼子里."

政治事务:党的十八大前,你还向中央提出,建立公务财产公开披露制度应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许多NPC议员和CPPCC议员以前也曾对此提议提出过上诉。你认为改革的困难是什么?

高尚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曾经提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建立公物公示制度是一个突破。为了减少阻力,可以在运行中实施三个“第一”。首先,新当选或新任命的官员可以带头宣传。第二,新官员中的领导干部带头宣传。第三,房地产在该物业首次公开。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改革不能说没有进展。例如,与财产申报兼容的房地产在线登记系统近年来已基本到位。银行账户实名制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身份证信息也在过去几年里得到了清理。

目前,副处级以上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已经非常严格,许多公务员因申报不实而受到处罚。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将财产申报制度升级为财产披露制度。主要困难可能仅仅在于对这方面缺乏信心。我认为目前的制度在这方面可以足够有信心。领导干部从财产申报向财产公开升级是必然趋势。

政治事务:在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许多高层官员受到调查,许多人面临权力和金钱交易的问题。你认为这种现象怎么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如何澄清?

高尚全:反腐败最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和监督,权力必须被锁在制度的笼子里。腐败发生率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二是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它不仅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没有限制。有三个流行词:“黑色法律文件不如红色头文件好,红色头文件不如领导指示好,领导指示不如领导电话号码好。“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作,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和权利,不得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任何特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央政府决心推进法治,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法治的本质是限制权力。在市场经济层面,它是为了限制权力对市场的不当干预。

为了在市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消除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同时,我们需要政府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用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则纠正政府随时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是非常重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要求“进一步精简行政和分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取消对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控的经济活动的审批,规范管理,提高预留行政审批项目的效率”

只有真正实施法治,才能防止公共权力越位、缺位和错位的发生,促进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将权力置于制度的牢笼之中。只有当权力真正被锁在制度的笼子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政治事务: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从“基本”到“决定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高尚全:从市场的基本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深化认识和改进改革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和运行多年后,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成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命题。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过程中,我在当年4月23日召开的起草小组会议上就“改革无止境,改进无止境”的主题发表了讲话。 包括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的几点看法: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对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配置资源起着基础性作用。 国家宏观调控是资源配置的先决条件,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对这一表述的字面理解应该是前提,但理论上,宏观调控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其他问题包括宏观调控是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还是资源在政府作用下发挥市场作用。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没有一个最初的定义能够澄清这些问题,一旦这些问题被误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能成为计划经济的复制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确立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表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应该在制度上得到更好的发挥。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认识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

党的十八大后,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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